那一盏只为我亮的灯
我爱读书
说起来可笑,我这把年纪的人,倒学起年轻人赶时髦,说什么“读书”了。家里那口子若见了,必要嗤一声:“装什么知识分子!”他是不懂的。我哪里是装,我是逃。
日子,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灰。早上五点半的闹钟,比鸡叫还准。轻手轻脚爬起来,怕吵醒那打呼噜的人,也怕吵醒隔壁房间正长身体的儿子。厨房里,油烟机轰轰地响,油腻腻的,像这日子本身,黏稠,甩不脱。锅里煮着粥,蒸着包子,脑子里却已经飞快地盘算开了:今天店里那批新到的货要上架,老张那边的货款该催了,下午三点半得去学校接孩子,晚上婆婆说要来吃饭,她的牙口不好,菜得炖得烂些……这些念头,像一团缠得太紧的毛线,理不出个头,只在心里越勒越深。
到了店里,就是另一个战场。年轻的店员们不懂,以为老板娘好当。她们不知道,这“老板娘”三个字,是多少委屈堆出来的。工商的、税务的、房东的,个个是大爷;难缠的顾客、挑剔的主顾,也得陪着笑脸。生意场上,哪有什么性别,只有输赢。可回到家,你又是女人了。丈夫可以歪在沙发上等饭吃,你不能。他一句“今天累死了”,你就可以把到嘴边的话咽回去。你的累,是分内的事,说出来,倒像是不体谅他了。
有时候,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,痛痛快快地哭一场。可这偌大的城市,哪里有这样一处地方呢?家里有老小,店里有伙计,街上全是人。你连哭,都得挑时候,挑地方,最后,只能把那些眼泪,就着冷掉的饭菜,一口一口,吞回肚子里去。
我的书,就是在这种时候,悄悄长起来,成了我的一方小世界。起初,不过是些旧杂志,摆在厕所里,睡前翻两页,好让脑子停一停。后来,不知怎么的,就开始买书了。也不挑,张爱玲的、亦舒的,还有什么讲心理的、讲人生的,胡乱买一堆。它们就挤在我床头那只小小的柜子上,摞得高高的,像一座随时会倒的危楼。那是我领土里,唯一只属于我的角落。
书,真是个奇怪的东西。它们不说话,却好像什么都懂。
夜里,家人都睡下了,我才拧亮那盏昏黄的台灯。光晕不大,刚刚好罩住我和我的书。那一刻,外头的世界,那些嘈杂的、烦心的、不得不应付的一切,就都退了潮,只剩下我和纸上的人。读张爱玲,看她写那些在婚姻和日子里挣扎的女人,一个个精刮、算计,又那么可怜。白流苏赢得了一场婚姻,可那以后的日子呢?七巧一辈子锁在黄金的枷锁里。我合上书,心里就一阵阵地发凉。我呢?我这一生,又是被什么锁着呢?是那间小小的店铺,是那份总也还不完的房贷,还是“妻子”与“母亲”这两个沉甸甸的名字?说不清,只觉得凉,可这凉意里,又有一种奇异的熨帖——原来,我的这点苦,前人们都尝过了,写书的人,都懂。
有时也读些热闹的、快意恩仇的故事。看那些女子,如何杀伐决断,如何为自己活一回。读着读着,便入了迷,仿佛自己就是那书里的人,穿着华丽的衣裳,说着漂亮的话,不必为几块钱的菜钱斤斤计较,不必为一个难缠的顾客赔尽小心。这真是一种顶便宜的旅行,花几十块钱,就能逃到另一个世界去,做一个钟头别人的梦。待我醒来,枕边还是那盏孤灯,窗外还是那片墨蓝的夜,可心里,却好像透进了一丝风,不那么闷了。
丈夫是看不懂的。有一回,他半夜翻身,见我还在看书,嘟囔了一句:“看这些有什么用?能当饭吃?”我没回答,也不知怎么回答。是啊,有什么用呢?不能让我赚更多钱,不能让我变得更年轻,也不能替我分担半点家务。可我想,人活着,大约也不能样样都问个“用”字吧。那些说不出的苦,那些不敢流的泪,那些做女人的、做母亲的、做媳妇的,层层叠叠压在心里的、无处安放的自己,总得有个地方,让她透一口气。
我的这些书,就是我那口小小的、喘气的窗。
她们说,中年妇女最爱抱怨。可她们不知道,我们的抱怨,是因为话太多,而听话的人太少。我们说的话,在丈夫耳朵里是唠叨,在孩子耳朵里是噪音,在旁人耳朵里是负能量。只有对着这些不会还嘴的书,我们才不必解释,不必掩饰。我们翻动书页的沙沙声,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,最安静的倾诉。
窗外的天,快亮了。又是一个忙乱、琐碎、由不得人偷懒的日子,等着我。我轻轻合上书,把它放回那高高的书堆上,像送一位知心的朋友离开。然后,我拧灭台灯,让黑暗重新将我包裹。心里,却不像从前那样空了。因为我知道,明晚,它还在那里,等着我。那里头,有我的一点念想,一点只属于自己的、干干净净的、不必向任何人交代的时光。
这大约,就是我们这代女人,一点卑微的,又固执的快乐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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